我父亲在春季学期开始时来看我了。自从我来到中国后，除了我妹妹安吉拉外，没见过其他家人，安吉拉鼓动我父亲，终于他鼓起勇气，成了行。我母亲决定留在家里。[1]
我在重庆机场接到了我父亲。我们住了一家码头边的中国人旅馆；我觉得没理由去住一家外国人旅馆，花的钱多三倍。在那个夜里，旅馆的工作人员电话打来两次，冲入房间一次；总是说要检查我们的护照。每次的打扰都把我父亲吓坏了，他本就在艰难倒着时差，我跟他解释说那些工人可能只是好奇。
在上午，我们搭了九点钟的慢船而下涪陵。跟旅馆一样，我的这个选择，也被证明犯了严重错误；我们本可搭水翼船，把坐船的时间减半。我想我父亲也许想尝尝当地的江上生活之风味，但五个半小时的味道是太多了，而这艘慢船上面满是失业的四川人，去武汉找工作的。走道上，他们一群群如伤兵般，睡着，抽着烟，随便吐痰。船上太拥挤，无法闲逛，而江上的雾气太重，也无景致可看。我父亲在他的床板上颤抖，直到我们终于抵达了涪陵。
在码头上我跟的士司机讲价，直到有一个人愿意接受15块的价钱，把我们带到学校。的士上宏声牌香烟烟气腾腾，而且，跟往常一样，司机很为接载外国人的特殊责任感而骄傲。他在城市的中央飞驰。行人们慌忙闪躲。我们在乌江大桥上剧烈摇摆，而深绿色的江水在下方远处。我父亲紧紧抓着安全带。过了桥。引擎轰鸣。
“为什么，”我父亲问，“他要一直揿喇叭？”
整整两天，我父亲一直无法入睡。那噪音，那尘土，那语言，无尽的蜂拥的人群，大街上持续的喧闹——所有这些太够呛了。在夜里，他躺在床上，听着江上的汽笛。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适应这城市，而现在，只有十天的时间给他。
他总能从大强度的锻炼中找到慰藉——五十六岁了，他依然每天跑十英里——而我决定说，这是治疗他失眠症的最好办法。毕竟，跑步这种简单活动，在我刚抵达涪陵时，对我起到过安抚作用。所以有那么两天，我带着他长跑，跑过插旗山的山顶，跑入乡下崎岖的山丘，农民停下来看着我们。我们每天跑十二英里；我确保我们的步子要够快。
这是有用的——两天后，他睡得很好了。但现在他的鼻子跟水龙头似停不住，而他的喉咙跟烧了似的；他把煤灰擤到我的洗手池里。在余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炎又发作了，我也病了。我父亲建议我们不要跑了。
那大概是我在中国渡过的最长的一周半。那感觉就像是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头一年的自己，不过现在被压缩到了十天当中——所有的害怕，烦扰，着迷，陌生，对于这个城市；这一切都在一个星期多点的时间里击中了我父亲。我发现很难预测下一件搅扰他的事情会是哪样，因为我在涪陵呆了太久，已经不再是从一个纯粹外来者的眼睛里看它了。对我来说很合适的一艘慢船，对他来说很可怕，而其他我曾经担心的，比如食物的辛辣，却一点不是问题。和遍布世界的很多和平队员一样，我发现父母的来访乃是一种揭示：我突然发现，我学到了许多，又遗忘了很多。
到了第三天，他对噪音与空气较为适应了，那以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城里走动。我们观看街边的医生给农民的脚掌做手术；我们看着铁匠做凿子；我们去看棒棒军，他们也看着我们。我们看着店员用手做兰州拉面。我们逛到了市场，看工人把鳗鱼去肠。一天上午，我们撞到老城区一家小店，一个男人正拿着把脏刷子清洗注射器，我们也在边上看了。
“那些是给医院的，”我问他时，男人大声说道。
“那家大医院？”
“对，大医院！”
那就是我会去看急症的地方。“他们会重复用这些针头？”我问。
“当然啦！”
我把一切都翻译给我父亲听。我告诉他那些宣传标语牌上说的什么，我把城里的熟人都介绍给他。他见了黄小强，还有学生之家的其他老伙计；他见了公园里的那些工人；他见了烧烤档的摊贩，还有那个十岁的刷鞋女孩。我把他介绍给了茶室里的朋友，当我们离开时，三个对面美发厅的小姐喊着我的名字：“何伟！何伟！何伟！”
“那是什么意思？”我父亲问。
“那是我的中文名字。”
小姐们格格笑着，从街对面叫着我的名字。她们挂着浓妆，染了头发。有一个在抽烟。
“你们嚷什么？”我用中文问。
“我们在叫你，”一个道。
“为什么？”
“我们想让你过来。”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从李佳丽那儿——她是我们的朋友。”那个小姐说完，她们全都笑了。
“我得走了，”我说。
当我们走下街时，她们在背后大笑。我父亲回头看去，问“那些人是谁？”
我觉得去拜访一次教堂，可以平衡一下他的感受。我们见了李神父，在他的屋里聊天。他很有礼貌地对我父亲说话，由我做翻译，而我提到神父在周中的弥撒时，依然会用拉丁文。
“告诉他，我曾经在拉丁弥撒中，做过祭坛男孩，”我父亲说。李神父点点头，说在涪陵再没别人懂这语言了。我问我父亲他是否还记得传统的礼拜仪式，他点了头。
“以圣父，”他说，“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让我进入上帝的神殿，”神父回应道。
“向上帝致意，他将快乐赐予年少的我，”我父亲说。
有几分钟，他们在用拉丁文做弥撒仪式。近一个星期来，我一直在做翻译，现在的感觉很奇怪，坐在那里沉默无语，听着他们说话，却不明白他们说的每个词，而我对他们本是多么了解的啊。神甫的拉丁语会混上四川话；我父亲带着美国口音。他们靠的都是硬背，用一种生了绣的古老语言作正式对话，然而很清楚的是，在这对话的交流中，这两个男人彼此看见了对方。在他们的仪式结束后，李神父经常糊涂掉，直接用四川话对我父亲表达，以为他会懂似的。但在我们离开时，他又一次用了拉丁文。“愿主与你同在，”他说。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父亲说。
我们去了涪陵南边的高山上露营，在那儿，金佛山的海拔超过了七千英尺。亚当与我曾经到过那个美丽的地区，完全未开发，除了三线工程时安排在那里的老旧军工厂外。自从邓小平在1980年代开始解散这些项目后，涪陵大点的工厂都转为了民用，但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工厂，则被遗弃了。交通状况太差，不值得改造它们，而且许多的偏远工厂本就建得不好。即便在那些工程兴盛的日子，有些工厂也建得太快，太马虎，只用得了几年就要再建。
通往金佛山的路上，我父亲和我穿过一个高狭的山谷，那儿满是空荡荡的仓库与工厂，破旧不堪，墙上有消褪了的标语，二十年前写的：
备战！备荒！为人民！
破旧的墙在宣告它们的紧急状况，在沉默的山谷中。但这儿再没有人去念了；工人们被转移去了重庆，或者涪陵，或者他们所来的地方。这里只有我父亲和我，独自步行，穿过这山谷的废墟，它们是为了回应美国核弹的威胁而急急安置在这里的。[2]
我们野营了两晚，徒步走去一个山洞，它是一个深洞，可以把我们带去山的石灰岩那一面。这洞口是天然的，不过为了某种不明的军事目的，它里面是被拓展开的，也许它曾经是个军需品工厂，也许是个储存库——现在，它就是个长长的甬道，一直穿过金佛山的心脏。我们用手电筒觅着路，在黑暗中大约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最后到了山的另一面，北面的山谷往下，乃是稻田，以及回涪陵的山路。
我们回到了学校，发现一个英文系的学生，叫白琳达的，死了，在我们野营时。星期五下午她犯了头疼；晚上她被送去了医院；在星期六，她就死了。没哪个医生知道是怎么回事。她是那年英文系死的第二个学生。除此之外，傅主任的一个妹妹，最近也突然死去了，而党支部张书记的女儿，一个可爱的小学生，在秋天时，死在课堂上。在某些方面来说，这孩子的死乃在预料之中——她在一年前做过脑部手术，之后，她的名字就改了。因为这个医疗事故，张书记的妻子被准许生第二个孩子。那女孩的改名乃是中国习俗——更改名字，希望改变身体健康。
人们死在涪陵。当然，死亡发生在世界各地，但在这个江城，它发生的情况看似更频繁，更突然。而且它经常以奇怪的方式发生；那年迟些时候，一个女人死在天主教堂，当时部分的天花板塌了下来。在我离开的下一年，发生了一次最莫名其妙，最可悲的死亡事件，另一个英文系的学生，滑入了厕所蹲坑，撞到了头，死了。在涪陵，一些小小的事故，有时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儿的医疗条件不均衡，而这些死亡对我的学生的震撼，并不如我想的那么大。他们会哀悼，然后继续过下去。[3]
而我的父亲也目睹了这一切；和我们其他人一起，他帮助安抚学生们，但他们的悲伤是安静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们一贯如此；这种无助与坚强的揉合，真让人无比酸楚。
之后，那十天的旋风过去了。我父亲在涪陵的最后那个下午，我们走到了插旗山的山腰。这是个温暖的日子；阳光明亮照着城市。在山丘上轻风吹拂。一个农夫在他的稻田里干活，他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休息。我们坐在天井的粗木凳子上。这儿没有人喊叫；没有车，没有人群；视野里不见宣传标语。我们只是坐着，呼吸着干净新鲜的乡村空气。
农夫的母亲出来和我们聊天了。老妇人八十一岁了，当我问到她是否在这房子里长大，她笑了。“这过去是地主家！”她说。“我太穷了，住不上这种地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太规整的楼群，老妇告诉我，它建在150年前。现在有好几户人家住这儿。屋顶上铺着瓦，屋檐上有旧式风格的人物雕刻。在涪陵的乡下，很少有这样的建筑，我问那地主和他一家人怎么样了。
“他们在1950年代被赶走了，在解放后，”老妇说。“他们去了北面，白山坪后面的乡下。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
她的儿媳在听着，她问我。“你们国家有地主吗？”
“没有，”我说。
我把所有话都翻译给我父亲听，而他现在不同意了。“我们美国当然有地主，”他说。我想了想，发觉他说得对。在涪陵呆了两年后，再说到某个国家的地主没有被杀掉或放逐，简直像是奇谈了。
“我说错了，”我对那女人道。“在我的国家里有地主。”
“我也是那么听说的，”她道。“但我们中国的地主全不在了。”
有一个小时，我们坐在前地主的房子里，跟人们聊天。有人牵着水牛从天井穿过。孩子们从学校回来了。有一个小女孩我父亲觉得跟我妹妹安吉拉挺像——在她的举止动作中。橙红的太阳落在城市后面了。我们谢过了那家人，走了，从田间穿过。
“真想不到我会那样，”我父亲说。“就那么走到一个中国农民家里，跟他们那样说话。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每周都去会一次。”
我看着我的父亲；他微笑着，轻快穿过农田。我第一次发现，他根本不像我那么疲惫。涪陵的一切都闪亮而模糊地从他身边掠过，十天替代了两年，现在他要回家了。我羡慕他——但同时我也庆幸，他是对的；我可以随时去拜访那个农民的家。
在我父亲离开后不久，亚当的父母来了，而他从我犯的错中学到了一些教训来规避。他们住在重庆的假日酒店，但他们乘了一样的慢船，搭了一样的的士。在开头，他父母疲惫的表情跟我在父亲身上看到的没多少区别。
在几天后，亚当计划给学生安排一个夜间的讲座。他的父母过去住在威斯康辛的乡下，想要演示一些幻灯片，讲述美国的农业。亚当去了外办，跟王先生说了。这是我父亲上讲座时我没干的——我的个人方针是不跟外办有任何交道，因为那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测的麻烦。但亚当以为王先生或许想听听这讲座，所以去找他说了。王先生说，很不巧，学生们在周三晚上有事。
“他们有课吗？”亚当问。
“他们已经有计划了。我很抱歉。”
“那没问题，”亚当说。“我们可以在周四上。”
王先生轻轻笑了。他总是对所有事情致以轻笑。这种笑容让你不信任他，直到你了解他多些，然而你就更不信任他了。
“我恐怕那不可能，”他说。“学生们周四也很忙。”
“在晚上？”
“是的。”
“好吧，我会跟他们说，找一个时间，然后我会告诉你。我想你也许想来听听。”
“事实上，”王先生很明确说道，“你父母不可能向学生们讲课。”
“为什么？”
“学校的人觉得那样不合适。”他再次笑了。
“这怎么会不合适？他们不是在学英语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而且只是关于农业——没有任何政治话题。他们将会谈谈我们曾经住过的乡村。”
“是的，但你必须教你自己的课程。”
“我父母在一家美国大学教了许多年。他们做老师比我强，但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额外上一课。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让学生们见识不同的英语老师。”
“相信我，我理解，”王先生说，“我很愿意去听讲座，但谭先生反对。我很抱歉。”
这就是王先生惯用的手段——好干部/坏干部。谭先生是个高级别的行政员，负责外办的，通常，他是王先生的坏干部。事实上，我们觉得谭先生乃是学校里最讨人喜欢的行政员之一，一个友善的人，对我们要坦诚得多。如果允许我们直接跟他打交道的话，情况会简单多了，但把他放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外，会更有用，让他当个坏干部。
“这样如何？”亚当说。“我会上课，然后学生们可以问我父母些问题。行吗？”
“恐怕不行。”
“所以说，我父母不能跟学生们说话？”
“哦，他们当然可以跟同学们说话！”
“但如果我上课的话，他们不能说什么？”
“是的。”
第二天，亚当点名后，就下了课。他说，同学们可以离开，但如果他们想留下来听梅尔先生，梅尔太太讲话，那也很欢迎。没有人离开。他的父母放了幻灯，上了堂美国农业的讲座。学生们提了问。问题回答了。没一个干部到场，但无疑他们后来听说了。
到那个学期，我们对那种没脑子的政治限制越来越难容忍了。一般说来，我避免跟干部打交道，幸运的是，这还不难。我从来不去外办，除非绝对必要时，而我也尝试不跟任何一个行政员说话。在我的公寓里，有两台电话：一条外线，一条校园内部线。这个安排很好，因为只有干部会用校园线，而我从来不接。
王先生乃是唯一一个我真的不喜欢的——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他特别油滑，不诚实。我对其他人没有这种感觉，然而他们身上某些东西让我觉得压抑。傅主任可能是最惨的一例，因为我知道他真心喜欢我们，关心我们的福利，然而他看起来有巨大的压力，来自上面，有几次，这种压力阻止他向我们坦诚以对。毫无例外，事情总是那样——总有压力来自上面，坏干部压着好干部。这里有无数的好干部，然而你却从来见不到坏的那个，但好像总是他们来做决定。
回到去年的十二月，桑尼，亚当，还有我一起写了个缩短版的“一首圣诞颂歌”，来让我们的口语班演这出狄更斯的戏。在我们准备期间，傅主任叫我过去，他焦虑不安，跟我说，我们怎么也不能教同学们圣诞颂歌。
“你知道共产党对传播宗教非常敏感的，”他说。“我很抱歉，但是同学们不允许在课堂上唱圣诞歌。”
“那我们还可以谈论圣诞节吗？他们在学习美国文化。”
“是的，可以。但他们不能唱歌。”
“那么非宗教的歌怎么样？戏中间有个部分，他们得唱圣诞歌，我可以叫他们唱一点儿也不宗教的歌。你知道，在美国，许多人都不觉得圣诞节是个宗教节日。比如，有这样的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还有新年幸福！’”
“不行，”傅主任说，还是笑得很紧张。“恐怕我们不能唱跟圣诞节有关的歌。我抱歉，但你知道这不是我的决定。”[4]
我本可以指出，在春天时，即便校园里的宣传喇叭，也经常放莫扎特版本的“那个孩子哪儿去了”，作为中午娱乐节目的一个部分。但我知道这争论是没用的；在这种事里根本无逻辑可言。以同样的无厘头精神，我指导我的班级，用一首共产党的爱国歌曲，替代了圣诞颂歌，这可能是对狄更斯的作品最没提升价值的了。我最喜欢的那一幕戏，乃是一个狂怒的思科鲁乔，挥着他的拐杖，向着一个快乐演奏着“东方红”歌队，一边唱着歌颂毛泽东，而另一边，那老人大吼道，“汉堡包！”
我们和行政方的问题，大多比那个更荒谬，而且，很少是关于重要的事情：对于教唱圣诞颂歌，我实在也不怎么关心。然而，过了一年半，我以为部分的尴尬感已经不在了；我们本可以成为好朋友，对于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进行自如的交流。
但其他的限制就不是小事了。桑尼与诺林的汉语家教是两个年轻女人，来自英文系，在学习过程中，她们成了好朋友。在那个春天里的一个节日，其中一个老师请她们两人去她家，然而，最后一刻，她反悔了，解释说去她家的路出了点问题。这很奇怪——春天的雨还没来，没理由马路会被冲掉。后来，我们了解到，系里的官员向那年轻老师发出指示，不要请外国人去她家里。表面看，他们是担心桑尼与洛林会出什么事，而那老师要负责。但更大的可能是，这指令源于同一种莫名其妙的猜疑症，从一开始就悬在我们的头上——总觉得外国人很有政治风险，应该保持距离。[5]
这种指令总是在我们的背后发生，这是最糟糕的部分。它把猜疑症转移到我们这边了，发展到我们过度分析每一次小小的交谈，每一个微小的变化，寻找人为操控的痕迹。当桑尼与诺林告诉我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冲去了当地汽车站，而司机们跟我说的和预料的一样——道路没有问题，这就是说，学校里有人对桑尼诺林她们说了谎。这是每一个共产主义系统的经典范式，恐惧与猜疑，从一个层面传导去下一个层面，制造出一个互不信任的网络。[6]
但我们逐渐发现，这种不信任，我们的猜疑症，是有依据的。我们有朋友来告诉我们事情乃是如何运作，而我们受到控制的程度有点惊人。当电影铁达尼号在春天上映时，有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在VCD上看片，但再次的，这邀请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后来，他直率地解释道，干部们害怕外国人发现这片子被盗版了——一个可笑的掩饰，在涪陵任何地方，你都不可能不见到铁达尼号的盗版碟，小贩们把碟片都塞到我鼻子下了。这片子非常受欢迎，在当地戏院，挂了一幅非常大的推销板，上面结合了宣传与广告：
富通珠宝店是铁达尼号的唯一赞助商
国家主席与党书记江泽民推荐
现在，系里的指令经常是双重的自我欺骗：我们不但知道电影被盗版，我们也清楚看到了学校是如何想要操纵我们周围的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出，这种控制很缺乏持续性，因为在许多方面，学校又给了我们很大的腾挪空间。在我们的教学上，这一点就特别真，逻辑上来说，这方面应当是我们最受限制的领域才对。除了偶尔的小事故，比如亚当的讲座，以及狄更斯的戏剧，我们的教学自由度，比在美国还大。没有人来查看我们的大纲，或者就教学内容来找麻烦，我们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去编排课程。我尤其敬佩的是，他们居然让我们上英语文学与美国文化课，那里面不免时常有弦外之音，涉及政治。
在大多数方面，他们待我们不错，而且，考虑到涪陵的偏远，外国人很少，他们对我们也算给予不少信任了。然而，那最后小小的几步，依然没有迈出，这让人感到更加沮丧，因为更重大的壁垒已经不在那儿了。到春季时，我意识到，我在涪陵期间，这些最后的障碍不会移除，我尝试不去想它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比从前好多了。
特别是我们和学生的关系，在第二年里，改善了许多。很大程度上是亚当的缘故，他总是一个很尽心的教师，花了很多额外的时间与同学们一起，帮助他们在我们办公室里建立起一个图书馆。他是第一个真正赢得同学们信任的外国教师，而由于在同学们心目中，我们两个几乎区别不开来，很自然的，他们也将这份信任延伸到我身上。
而时间也起到了作用——他们已经认识我们两年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学会接受外国人；我们的改变非常大，现在，对于如何跟他们接近，我们学会了很多。他们依然喜欢我们的非正式感，随意感，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和其他老师区别开来。但他们也知道，我们可以变得严肃，认真，而在那些时候，我们并不是宣传人员；特别是，当讨论美国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很直率。那个学期，我教了“德赛尔的宝宝”，以及兰顿休斯，而亚当的美国文学课集中于民权运动。他对那个部分毫不避讳，放了一段录像，是詹姆斯梅里迪斯躺在密西西比的高速公路旁，被一个种族主义狙击手打死在那儿。学生们知道，没人强迫亚当去放那些片子——他可以上一些关于美国的正面课程，关于它的成功之处，在科技，或者经济，教育方面——亚当的这种行为，让同学们更愿意去诚实讨论他们觉得重要的话题。
另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我们现在能说中文了。在秋季时，我开始跟几个同学用中文交流，当我在课堂外碰见他们时。因为他们想听听我学了些什么。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现，这不仅仅是出于新鲜感；像我一样，在说中文时，他们变得截然不同。他们感觉放松多了，而这不单是语言的问题；这也有政治意味。
在亚当父母离开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学生之家吃饭，这时，吉米，莫，还有佐治来了。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几个三年级学生，我们用英语稍稍聊了会儿。他们问到亚当的父母喜不喜欢涪陵，我说喜欢的，除了对干部的印象外。
他们三个靠近来。“为什么？”吉米轻声问道。我用英文回答：“因为他们觉得外办的人对他们不礼貌，而且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
“我们外办干什么了？”
现在我用中文回答，讲了那个故事。在中国，让某个人的父母不愉快，是很大的不尊重，在学生们眼里闪现出失望。我坦率地告诉了他们我对系里的看法，以及那些小事件如何随时间累积起来。莫和佐治都是党员；一年前，我绝不会如此诚实地跟他们交谈。但用中文交谈，让每个人都更自在了，也包括我。
随着我在课堂外与学生的交流更频繁，我发现这种模式多么有用：每当有敏感话题，我们就用中文。这让我惊讶，因为英语本可作为我们的秘密工具——在校园外，几乎没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用它来讨论上述话题是最安全的，不怕有人听到。但即便在这么一个拥挤的餐馆里，说到关键处，我们转向中文，我们谈到政治，或者性，或者我们和学校的关系。即便最好的学生也经常这么转换语言，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中文好得多。
终于，我意识到，那惧意，不是说怕别人偷听。关键是他们要觉得舒服自在，因为那些带有不确定性的话题，用他们的本国语言来处理更容易一些。但我也察觉到，真正的惧意，他们真正怕的，是他们自己：几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头脑意识中（自我审查）。英语是在学校里学的，是以它就跟这个教育系统不可区分，跟学校的政治管治紧密联系。当他们说英语时，警钟会自然在他们脑中敲响——这是门学校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这双重的背景下，他们已习惯于谨慎了，无论是想，还是说。一旦我发觉到这些限制是内在的，我开始想，对于那些坏干部来说，情形是否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存在于好干部脑子的一个角落里，一种烦人的畏惧，抵消了每个人的良好意图。
那年春天，几个男学生决定要起英文的姓氏。外国老师们都有中文的姓，中国学生凭什么没有英文的？
我是在某天批作业时开始注意到这个趋势的：谁是这个乔治·贝克·弗罗斯特（George Baker Frost）啊？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可他骄傲地用大字把大名满满地写在作业纸上端。
我看了作业，发现是乔治写的，他是班里最自命不凡的学生，长得很帅，体育也是最好的。他也是个潮流引领者，很快我开始收到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交来的作业，这个原本叫威利的家伙跟风把自己升级成了威廉·杰弗逊·福斯特（William Jefferson Foster）。没过多久，威廉·杰弗逊·福斯特说服了自己的女友改名叫南茜·朱尔（Nancy Drew）（译注：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和游戏的女主角），这是亚当出的主意。接下来，作为班长的莫无法容忍旁人眼中的缺陷损害自己的权威，开始寻访英文姓氏。他向我寻求建议，很快他的作业签上了莫·莫尼（Mo Money）的大名。
一些男生答应帮助我和亚当提高方言水平，当我们开始在闲谈中使用新学来的词句时，学生之家的人可高兴了。黄能（音译）自豪地说：“你现在是真正的中国通了！”
系里发现这个新动向只是个时间问题，乔治·贝克·弗罗斯特在一天课间把我拉到一旁，作为党员，他跟上边显然有些联系。
“英语系不让我们教你那些词。”他说。
“那些龟儿子，”我用中文说，“他们真牙刷。”
乔治笑了，朝身后扫了一眼。重庆方言里，说某人牙刷是很尖刻的骂人话。在四川其它地方，这个词完全没什么含义，可不知为什么，在东部江岸这个词当作形容词使用，有着很强烈的暗喻。它或多或少是你没用的意思。“我们得小心点，”乔治说。
我本想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我还是笑了笑，点头同意。
“也许你离学校太近的时候可以不说那些词儿，”他说，“不然他们会找我们的麻烦。”
我们商量好在教学楼附近搞个停火区，不说方言，不过这种限制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这是个危险区——-叫人牙刷比唱圣诞赞美诗更大逆不道——很快，对上边共同的看不惯让我们和学生们更接近了。这时，两种语言的往来交流已经彻底失控了。自打第一学期我们学了乔纳森·斯威夫特之后，学生们就迷上了“yahoo”这个词。它发音像中文，实际上还有点像“牙刷”，yashua。不管什么原因吧，学生们经常说“yahoo”，更可爱的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四川口音容易混淆f和h的发音，结果发音成了“yafoo”。黄凯（音译）也是这么发音的，这算是他第一堂英语课。经常，我到学生之家来吃午饭时，他抬头看见我，严肃地喊道：“Yafoo！”作为文学教师，我觉得这也许是我最骄傲的成就，我知道斯威夫特要是能看到这个两岁的中国娃娃穿着开裆裤跌跌撞撞地走路、管老外叫yahoo，一定会激动得不得了。
到秋天，亚当开了西班牙语课，导致事态更为复杂。很快，tonto（傻瓜）这个词和牙刷、“yahoo”一样变得无处不在，从教学楼顶讲到学生之家。我都有点为系里的干部感到难过了——他们被这些胡话搞得有多困惑，坏干部们怎样加班加点企图评估乔纳森·斯威夫特和西班牙傻话的政治风险，我只能凭想象了。他们很可能盼望我们赶紧带着这些古怪的词走人，不过那还得要好几个月呢，三门语言、一门方言还有巨大的潜力被滥用。
作为教师，我不再像第一个春天那样觉得不舒服了——那种孤独地站在全班面前的外国人的感觉，今年学生们也不会因为和我一样感到羞耻而低着头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终于可以和他们在课外聊天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既严肃又诙谐，一种中国式的完美。第一次，学校生活有了人情味，而原来时常让我觉得是既聪明又不幸的人质的学生们，现在在我眼中的形象也越来越完整。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是琳达，她不觉得自己需要个英文的姓。她也许是三年级学生中最聪明的，前一年，她曾经被提名为候选人，转学去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那可是比涪陵进了一大步，每年少数几个优秀学生被选拔出来转学到那里，意味着他们从此不会再被锁定在成为乡村教师的轨道上。不过，选拔的过程既讲政治，又任人唯亲，琳达没能通过走过场的体育测试，因为一名体育老师从大一就讨厌她。实际上，琳达是女生里体育最好的之一，这种不公平在英语系颇引起了些愤怒，不过大家都无可奈何——那名体育老师说了算。这是校园里肆无忌惮的恃强凌弱被屡屡容忍的一个典型例子，体育系的尤其过分。
琳达平静地接受了结果。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助与坚强的结合——她母亲不久前去世了，那年春天，她父亲正在和癌症病魔搏斗。琳达和她妹妹春天都去看过手相，两次的命相都一样：你父亲很快就会去世。我和亚当认为这正说明人不应该去算命，我们也这么劝琳达。不过，琳达觉得她命中注定，所以平静地接受下来。那学期，她几次周末回家，但仍然保持了常态。即便她父亲病重的时候，她仍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
一天晚上，在图书馆，她让我看她的相册。看学生的相册总感觉很奇怪，因为中国人认为照片里如果没有自己就失去了意义。观看一本也许有50多张本人大头照的相册，就像是自恋癖突然大爆发，对于一个以谦逊闻名的民族，我总觉得这好比坚固铠甲上有个古怪的裂缝。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回应：看了50张年轻女士容貌的照片后你该说什么呢？
亚当的策略是看到每张照片都停一下，然后问道：“这是谁？”
“是我！”相册的主人回答。
亚当再翻一张。“这是谁？”
“是我！”
亚当发现这种例行公事好玩得不得了。他一来这招我就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以免我听到他第二十次提问后忍不住揍他。我没有他那种耐心，所以我客客气气地尽可能快速翻看了相册。照片都是标准的小姐姿态——经常是在公园里，很少笑；有时戴着帽子、化了浓妆、镜头用了柔化滤光片；拿着花，下巴朦胧地上挑，后背微微弯着。我用五分钟看完两本相册，看完后还给她，说，“很漂亮！”
“不，不算很漂亮”，她说，随后她笑了，“不过够漂亮了。”
我意识到她说的很准确——她是个漂亮姑娘，但没有漂亮到让人分神或是掩盖了她其它方面才能的地步。这是我在涪陵经常发现的那种实用主义的又一个例子，跟美国人相比，这里的人们更有能力冷静评估自己。通常，涪陵的人们会准确地知道自己手中有什么牌。琳达确实运气不算好，但她有她自己的天赋，她会尽自己所能用好它。
另一天晚上，我、亚当、她、莫·莫尼四个人一起吃饭，几瓶啤酒过后，我们开始用中文严肃地交谈。对话转到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这在涪陵是个少见的话题。大部分人对1989年发生的事情没什么概念；涪陵有过小规模抗议，学生游行到了南山门，人们还听说了成都和北京发生暴力的模糊传言。不过，几乎没人了解屠杀的规模。少数例外之一是我的摄影师朋友柯先龙（音译），他认真收听了美国之音，知道外国媒体报道死亡人数至少有几百人。
他是我在涪陵认识的最不爱国的中国人之一。我在那儿的头一年，学生们对香港回归激动万分，他就表示了鄙视，将学生的激动归咎于他们的无知和不成熟。令我意外的是，他对民主运动也用同样的词评价。
“所有那些都很愚蠢，”我们谈起1989年学生运动时，他曾经对我说，“学生们批评的许多问题当然存在，但他们懂什么呢？他们怎么能领导国家？学生就是学生。他们丝毫不了解真实生活，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他们还不成熟，也没像老百姓那样工作过，这意味着他们经常抱怨他们所不理解的事情。”
思考过后，我能理解他的观点，至少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国家由21岁的青年们作为自己的道德呼声，这绝不是什么好征兆。不过，中国的这一代21岁青年，居然对不到10年前发生的事情缺乏清楚的了解，这看上去很可怕。
莫·莫尼是党员，不过他并不抗拒这个话题，他没有否认发生过的事情，这也是政府的立场。他知道我的信息很可能比官方消息所说的更准确，争辩镇压的规模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你得理解，”他说，“我对那时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并不是因为我不在乎——我希望对那件事能有个交待。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当个好学生，毕业后当个好老师。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很多方面，他让我想起了孔老师，他也是党员，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俩都对体制最终能自己解决问题抱有信心，他们相信，这需要他们这样的人给予一定的宽容、耐心和忠诚。跟党的理论相比，他们对这种想法的信心更明确：他们这样的人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做贡献，哪怕社会存在缺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民主的思路，或者，至少是对从现行腐败体制下发掘出尘封的民主的憧憬向往。他们无法接受彻底拒绝合作的想法。
琳达不是党员，尽管我相信像她这么有才华的人如果自己愿意的话早就入党了。我问她为什么不申请。
“我对入党没兴趣，”她说，“我从没想要入党，现在也不想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的是重要的问题，也许有一天我能做点什么。但现在，这太复杂了。”
她平静地说着，我能看出她的回答和莫·莫尼的同样真诚。他们都置身事外，和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一个人一样，但琳达和莫·莫尼的理由不同。莫·莫尼觉得，通过在最低层面参与一点政治，他能克服对更大问题的无力感。而琳达只是有其它事情要操心。她手里的牌已经够多了，其它事情都可以等等。涪陵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两年后，我终于理解了原因。
这是个干燥，多尘的三月，到了最后一个周末，我去了乌江上游，一次远足。这和去年那次远足同一时间，同一路线。我一直喜欢乡村的四季变换，那是我个人的忠实惯例，到绿意盎然的春日河边野营，在三月的尾声。
我越过头两个山谷，到了涪陵梁堂铁厂。在过去一年里，那儿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现在我可以认出宣传牌上的汉字了：
勤奋——友好——服从
为遵守纪律而光荣
为破坏纪律而羞耻
三车矿石沿着山坡飞驰而下，工人们驾着一堆堆白色石头，又笑又嚷。我经过了去年的标语：
高高兴兴上班来
平平安安回家去
我想，那应该是我今天的圣歌：高高兴兴，平平安安。我对自己重复着那些话，走过了崎岖的山丘，然后下到了深绿色的河谷，那儿的溪流朝西向着乌江而去。
河谷中春天无处不在——开着花儿的泡桐树，金色的油菜地，在轻风里抖动，胡萝卜，生菜，洋葱，扁豆，都在急切生长。水稻苗在竹子搭的塑料温棚下色彩明亮。
我到了第四个山谷，那儿有个农民引着头水牛在耕地。他走在泥地里，裤子卷过了膝盖。空气甜甜的，有附近油菜地传来的浓重香味。老人的妻子与孙子坐在田边，我停下来跟他们打招呼。
那女人看着我。“我去年见过你，是吗？”她问。
“是，我去年来过。我住在涪陵。”
男人停下了活儿，笑了。“我记得，”他说。“你有张地图，还问我该往哪儿走。但你并不理解我们说的话，你走错了方向。我们想要帮你的！”
我保证说，这次我肯定要搞对。他们问我在涪陵干嘛，我说我是个教师。
“他也是个教师！”那女人道，指向她的丈夫。“他在小学教书，星期一到星期五，但星期六与星期天他在这里干活。”
他解开了水牛，让它向油菜跑去。那男人五十四岁，小而瘦，然而跟他的牛一般结实。他的黑发剪成整齐的平头，我能看出，如果他收拾整洁的话，看着就像个老师。但今天是一个属于农夫的周末；他的腿上满是泥巴，而小泥点从他衣服到头发上都是。
他递给我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坐在了石头上。我放下背包，在阳光下休息一阵。男人问我是不是德国人。
“不，”我说。“我是美国人。”
“这里最近有个德国人来过。”
“是吗？他做什么的？”
“不太清楚。他在这里研究些什么。他走得很快——在山里，他走得比当地人还快！他有个翻译，他很有钱，自己掏钱来中国的。你的收入多少？”
我说了，他点点头。“那比大多数人好了。乡下这里，教师的收入要低得多。但我想那德国人要比你挣的多多了。”
他的孙子五岁，在我身后冲来冲去，笑着抓我的衬衣。男人咧着嘴，轻轻责骂他。“他很调皮，”他自豪地说。我点点头，摩挲着那小孩的脑袋。我在想着那德国人——另一个外国人也来到这偏远的地方，让我惊异。老实说，我觉得不爽；我总爱想着自己是唯一一个穿山越岭，来到这片乡下的外国人。
在去年秋天，我想我在涪陵见过另一个外国人，虽然我不很肯定——那只是瞟到一个男人进了餐馆，而我不能确定他是个外国人。两年中，我唯一肯定见到的外国人，乃是在今年一月，当时两个丹麦游客困在了涪陵，她们回重庆的船在做维修。我在加州牛肉面大王馆子里撞到了她们，那是涪陵最近似于连锁快餐的店面。馆子里有很辣的面条，我一个星期去那里一两次，老板娘经常问我她做的面是否合乎正确的加州风格。我总是肯定她，说这的确跟我期待的一样，如果我去到加州的牛肉面大王的话，这让她很开心。他们甚至在餐馆上还挂了英文牌子，这大概就是那两个丹麦人进来的原因。
当我进门时，她们的目光如针芒般扫过来，然后，又挪开，好像她们没注意到我。从我自己过去的旅行体验中，我知道这是个规律——你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不希望看到有别的游客在。但在涪陵，我不是个游客，而让别的外国人这样对待我，也不会让我高兴。我什么也没说，坐在离两个丹麦人不远的桌子上。
她们不会说中文，来这个国家也没多久。她们往墙上挂着的图片指着点菜，而服务员问他们要不要红辣椒。她们两人不能明白，但从服务员的语调中，知道这是个重要的选项，于是她们疯狂地往词汇册里找。我决定不去帮手，直到他们跟我打招呼。
她们一直在词汇册里找个不停，直到那认识我的服务生问我能不能翻译。丹麦人好像吃了一惊，才看到我在似的，然后她们说不要红辣椒。我有点想使坏，想跟服务生说她们不单想要红辣椒，而且对四川的辣椒很看不上，觉得在丹麦这种玩意只是给小孩吃的甜品。但我还是跟她说了实话；我意识到，她们只是跟任何游客的表现一样，就像我在其他时候，其他地方做的。
我们聊了一会儿，她们难以相信我在这样的地方住，因为涪陵人对外国人的那种围观注目叫她们受不了。
“这些人，”其中一个说，“他们就会一直盯着看。我们去到哪里，他们就老是盯着我们。他们也会那样盯着你吗？”
“是的，”我说，“不过没像盯你们那样厉害。”
我说这话，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但那两女人似乎那样去理解了。我懒得去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这里的人对我已经看惯了。但我还是给了丹麦人我的号码，出于礼貌，如果她们有需要的话，然后我就把她们留给棒棒军了。
这里，在乌江的乡下，我想着那个德国人，我想这地方有可能发展到外国人很常见的地步吗。那老妇人见我看着风景，问道我家乡有没有类似的山丘。
“有些地方有的，”我说。“但我的家乡比这里要平坦。”
“农业怎么样？”
“那里没有多少农民，而他们的土地更多些。一个农夫可以有上百亩地。在我的家乡的农场，用的是机械。”
那男人点点头。“那就像新疆，”他说，“还有中国的北方，那里有更多地，也比较平坦。他们也用机械。但我们这里不行。”
我们聊了一会农业，他问我美国农民用飞机播种，是不是真的。涪陵乡下有不少农民都听说过这个；这是我在田间走时常听到的问题。我总是说，的确，加州的稻谷有时会用飞机播种，而且我经常能看出，他们的脑子在飞转，这些四川农民看着他们周围的环境——犁，水牛，原始的粪肥——而想着如何把飞机的元素加入进去。
今天，那农民摇摇头，咧嘴一笑，看着他的双腿，泥巴已经干成黄棕色了。在这层土下，他腿上的的肌腱强壮紧绷。
“你去年这个时候来过，对不对？”他问。
“是的，去年，我也是三月来的。”
“你有没有注意过今年不同？去年你看到我们有许多的水田，但今年，雨水还没来，一切都比往常迟了。太干了。”
有一阵子，他轻声抱怨雨水的缺乏，说这会拖延整个春天的计划。但所有农民能做的就只是等待，希望熬过这个双五月年份春季的干旱。
天气温暖，背包下，我在出汗。我在去年来过的同一个地方停下来吃午饭，在乌江上方的峭壁上。我望着下面远处的河流，想着：高高兴兴，平平安安。雾已退去，阳光在江面上闪出金带。
这些山上的人都记得我去年来过。他们也都问到了德国人，他显然在这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户农民家里停下休息，人们告诉我他穿的破靴子跟我一样。
“他是个专家，”一个老人说。“他在这里研究树木。他来这儿，是因为这儿穷。”
老人姓杨。他给我喝加了糖的开水，我跟他一起坐在家里的晒谷场上。这儿住着老人与他的儿子，儿媳，以及四个月大的孙子。他们干得不错；这里通电已经有十年了。他们的稻谷在塑料棚上长得很浓密。他们有六头猪。他们有一只猫被栓在百事可乐的塑料瓶上。那瓶子部分装了水，让猫没法走得很快。我从来不太喜欢猫，那百事的瓶子真是个好点子。
老人的妻子从房子里出来了。她七十三岁，激烈地抱怨着他们家的田地，那是在我今天所经过的一块美丽的河谷当中。“好几个月没下雨了！”她说。“去年这个时候，田里都是水——看看现在！真可怕！这地方太穷了！”
他们就像所有的农夫那样——悲观，愤怒，因为这气候。我经常在相对富裕的涪陵郊区听到类似的评论，在那儿，我感觉这种抱怨下面掩藏着得意。也许这是一种迷信，一种自我保护，免受骄傲之害。传统上，中国人对小孩都是如此，不想给他们太多夸奖，因为那或许会带来恶运。
老妇人邀请我去吃饭，就和那个教师农民对我一样，我解释说，我得继续步行。在乡下，这是很普遍的邀请——几乎每一次我在乡间远足，总有人叫我去吃饭。似乎你可以在四川乡下随便旅行，不带一文钱，因为这里的人都那么慷慨，他们大概觉得不提供一顿饭，或者住宿的话，就是不礼貌。
一会儿后，我碰到了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跟他十二岁的弟弟在一起。那个小孩穿着他的校服，他马上认出我来。
“你就是去年在涪陵的长跑冠军吗？”
“是的。”
“我在学校附近见过你。我在江东中学上学。”
在这片乡下，没有中学，而如果孩子们要继续学业的话，就得去涪陵寄宿。这男孩一个月得付170块钱住宿费，而他哥哥估计，这个地区大约90%的孩子都继续读上了中学。他们坐船而下涪陵，通常每隔一个星期回一次家。
一群小孩围过来了，盯着我看。十二岁的男孩告诉他们我是赢得涪陵长跑的外国人，他说得绘声绘色，特别强调我领先了多么多。听他说这故事让我尴尬，虽然如今我已习惯了；即便在一年多时间后，这还是许多涪陵人认识我的原因。
这偏远地区，有那么多学生远行到涪陵求学，叫我钦佩，而且我意识到，这些就将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去教的孩子。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工作的意义——不只是那些我教的文学，也因为这个单纯的事实，在两年里，我在这个教育系统里参与了一个角色，与这些孩子产生了联系。
每当我步行到学校后的田地里，看到那些打谷场上做功课的孩子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在晴朗的下午，几乎每个平台上都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布置了超大量的作业，而学生们极其勤奋，即便他们是来自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家庭。我开始发现，这大概乃是我对当地人最佩服的一点：他们对教育非常尊敬，而在这种地方教书，感觉很好。
在这个方面，我的观点跟头一年的春季时的想法有了些改变，当时我对于教育系统里的政治宣传感到非常悲观。在某些方面，走出教室颇有帮助——当我走在山上，见到孩子们做功课，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学生，还有他们所来，将来所去教书的地方。我开始意识到，虽然宣传中的许多内容依然叫我恶心，它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这些标语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中国没什么会是永远——但这些接受了教育的孩子会从教育中受益，不管国家如何改变。
每当我不确定该走哪条路时，我就去问人们去年我走向哪儿。每个人都知道——似乎没有一个人不记得我。而他们也谈论那个德国人；我希望我见过他，因为现在我对他研究什么感到好奇。这就好像跟随库兹探索刚果；我总是听到一些信息片段，关于他如何走路的细节，以及他多有钱，穿的靴子是怎样。然后，我意识到，他肯定也听说了我，而他也许也觉得他在跟随某个不知名的外国人，穿过乌江河谷的崎岖山丘。
到了迟午，我开始往下走向江流。我穿过了一处明朗的山谷，它的出口，乃是一块宽阔的方形田地，四周坐落着房子。我停下来休息，有一组农村妇女聚集过来。她们多数都在六十多，身着蓝衣，我对她们说这地方很美。
“这地方没什么好，”其中一人说。“这是个穷山区。经济很糟糕。”
我总是恭维农民，然后听她们去损她们所住的地方。她们站在阳光中，在盛开的油菜花，麦田，稻苗中间，抱怨着她们的家乡多么糟糕，模样看上去却是再快乐没有了。
一个小女孩走过来。“你是那个在涪陵赢了长跑的外国人吗？”
“是。”
她转向那些老妇人。“他们在涪陵举行了长跑，他是冠军。”
“所以他可以走那么远，”一个女人说。“他多健康。看看他穿的衣服多么少！”
“看看他的包多么大！”另一个说。“多重!”
“他的脚那么大——看看那双大鞋子！”
她们把我研究了一阵，我等着某个人来问我的薪水。但一个女人转向我，问了另一个问题，“在你的国家，你们有计划生育吗？”
“没有。你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个。”
她们摇着头，惊叹不已。我告诉她们在美国没有人口问题，所以管理规则跟中国不同。
“你家有多少个孩子？”一个女人问。
“四个。三个姐妹，和我。”
“在这里不行，”她说。“只有一个——如果你再生一个，得付罚款。”
“要一万多块。”另一个女人插话道。
有一些孩子跑来看我，我注意到两个站在一起的小男孩。
“那么他们呢？”我问。“他们看起来像兄弟。”
“是的，”那老妇人说。“他们的父母得付罚款。”
一个男孩大约四岁；他的哥哥大约六七岁。他们都很脏，在我们头顶的一处麦地上，犹犹豫豫站着，对外国人有点害怕。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过来了——一个小家伙，头发乌黑，脸庞脏脏。大张着眼睛，那孩子盯着我看。她有双巨大的乌黑眼睛，像我最小的妹妹贝吉塔，在她小的时候。我笑了笑，那女孩向我还了一笑。
“她是他们家第三个！”一个女人说。
“哦，”我说。“他们肯定罚了很多钱。”
“不，”那女人说。“他们的房子给推了！”
“什么？”
“他们的房子给推了！”
“推了？”
“是！”
我不能置信，我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个字眼。“这个推了？”
“对的。”
那个词儿有很多意思：去推，转，切，移动，延迟，举荐。但说到推房子时，只是说你把它给推倒掉。当地的计划生育官员把这女孩的家给推倒了，因为她是第三个孩子。
我在外国的媒体上读到过类似的故事，但我总是想它们只发生在很偏远的地区。但我察觉到，我走了一天，而这个美丽的小河谷一点也不偏远。
那些老妇人摇着头，看着那小女孩。听到这番谈论，她显得很不自在，她的表情好似说：我很抱歉。毫无疑问，若你知道你的出生导致了家里的房子被推到，这个小孩的成长将受多少困扰。但在她的眼里还有别的东西；它的意味不清晰，无法定义，而它基本上就是说：有些事情比钱和房子更重要。那些老妇人也看到了它。其中一人轻轻抚摸那女孩的头发，然后她跑去跟别的小朋友玩去了。
我没能到去年的露营点。我花了太多时间跟人们聊天，最后缩短了路程。但我在乌江上的山上找到了一个好的地点，在那儿，我吃了晚饭，读了托德威廉姆斯的自传。我下了决定，在我人生余下的每个春天，都要重读一遍这本书。他每次去红袜子那儿工作时，都不是特别高高兴兴，而我对此表示敬意。在他的声音里还有一种鲜明的美国味儿——那种张扬姿态，粗俗的俚语，文章的节奏。我尤其喜欢这本书如此开始：
“我想要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
在上午，我早早起来，找到了一艘往下游去的船。水位低低的，河岸两旁的砂岩山崖白而干净，突出在粉绿色的乌江水面上。在水线上方十五英尺处，我能见到岩石上的暗黑的水迹，那将是夏天河流要上涨的地方。今天是星期天，船上满是返回学校的农村孩子。我站在船尾，看着白色的山崖滑入雾气之，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后一个春天。
（以上蓝色部分文字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1] 译注：很多上了年纪的美国人不敢来中国，这是普遍现象。或许可说是美国媒体妖魔化的后果，也反证出中国政府的国际公关还有多少功课没做。希望奥运会能起到这个公关作用。
[2] 译注：何伟似乎对那段中国历史还不算很清楚。自从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初破裂后，很多的“备战”都是针对苏联的，而非美国核弹威胁。
[3] 译注：我想起高中时候的两次死亡。一个是同班的男生，他来自乡下，突然退学，大约半年后，听说他死了，不明死因，大家都回避谈论，包括老师；另一个，是三十来岁的体育老师，听说他得了淋巴瘤，也是大约半年后，就死了。
[4] 译注：这个情况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我的两岁侄女已经在深圳的幼儿园里学唱圣诞歌了。中国的变化，从现在看过去，即便只十年，也那么巨大。
甚至，网上还流传说法，共产党内部文件建议给党员以信教自由。但以我的理解，继承邓小平的传统，现在中共政府，采取的策略，往往是，先做，不说，降低影响。
[5] 译注：同样的，我的想法是，中国在发生变化。在私营商业部门，这种管理指令肯定不会发生，而随着中国社会趋于私营化，中国人的自由在增多，以及政府部门的管辖权力，范围，在缩小。
[6] 译注：猜疑症，恐慌症，PARANOIA，在当今中国，还普遍存在，不仅是政府层面，在网络上也有很多来自民众的声音。近期的经典案例，就是西藏事件。一般说来，孤立的社会，孤立的人，和外界缺乏交流的，比较容易陷入这种症状。